讲述人：傅春华

采访时间：2021年4月21日上午10：00

采访地点：德国vs日本波胆分析 十二桥校区接待室

文字整理：管理学院 赵荷 梁一禾

摄影：全媒体中心 黄宇 于凯雯

成人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学校成人教育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建校初期，形成于八十年代，发展于九十年代，壮大于21世纪初期。到本世纪初，学校的成人教育已经为全省培养了近2万名中医药和医疗卫生人才，成为了全国中医药院校中招生人数最多、培养人才最多的成人教育学院之一，为社会尤其是一些艰苦地区和基层地区培养了一批用得上、靠得住、留得下的人才。

图为傅春华老师接受采访

起步于五十年代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总理周恩来签字，在全国成立四所中医学院。因为中医一直都是代代相传，没有完善的学校教育体系，因此全国各地的中医学院建院初期都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在50年代的时候，大家公认全国两个地方产名医，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我们四川。这时候成都要办中医学院，只能前往全省各地去选有影响力的医生到学院授课，比如凌一揆、陈潮祖等人，他们那时候还很年轻，但是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被选入学校当老师。但是名医进来以后不能立马上岗，只能着手培训，所以就举办了“中医师资培训班”，培养了大批专业教师，这就是最早的成人教育的一种形式。所以学校成人教育的发展是跟学校的发展基本上同步的。另外，在办了师资班以后，还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现在我们称之为“西学中班”。国家的第一批西学中人才就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西学中班”里培养出来的。比如说现在四川省中医研究院的王成荣教授。王老师从华西毕业之后到我们世界杯预选赛小组名单 工作，当时被选中参加“西学中班”学习，王老师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金质奖章。这个班毕业的学员，现在都成了影响力很大的四川省名中医。

形成于八十年代

成人教育的形式最早是师资班和西学中班，到了80年代以后就开始变成函授教育了。举办函授教育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使得整个国家教育停滞了将近十年，大学不招生，整个教育断层，所以社会各领域亟需补充人才。四川是全国的人口大省（当时重庆还没被分出去），学生人数多，对于学历提升的需求很大。虽然高考恢复了，但是招的学生人数有限，绝大部分人是考不进大学的。社会又需要中医药人才，但当时基层是以大量赤脚医生为主的。这些赤脚医生很多都是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因此国家批准在全国各个行业举办函授教育，针对超过了读书年龄的成人。最初的函授教育是一种补救式的教育，不需要参加高考，也不需要脱产到学校来读书，报考门槛非常低，只需要有医疗相关的经历比如做赤脚医生的经历即可，当然还包括社会中喜欢医学的群体。报名后通过审批就可以在当地接受系统的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学出来以后，国家承认学历，颁发大专文凭。我们学校举办函授教育的作用是将之前没有系统学过医学、但是又在基层医院当医生的人通过系统培养达到有质量地开药治病的效果，从而有利于国家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

1981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局批准成都中医学院恢复举办中医大专函授教育。当时是张英秀老师负责建立“夜大函授部”，张英秀老师为成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刚开始几年，成人教育每年招生2百人左右，1997年我到成教院工作后当年就招了两千多学生。

函授教育的形式是学生就在当地的市县不脱产学习，学校在各地建立县级函授站，地、市建立中心函授站。教师采用两依靠，一是依靠学校的老师资源，将老师派到函授站进行重点的面式教学。那个时候一周只休息一天，在休息的那天学校将知名的老师如李克光等人派过去，所以当时知名的老师如凌一揆、郑孝昌、李克光等都有函授教学的经历。二是依靠地方卫校和当地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经过培训作为师资。要求函授站授课的老师需要一定的教学经历，临床经验，具备一定的职称。因此学校会派出老师到当地师资进行培训，授课的老师经培训合格后就可以在函授站承担教学任务。当地所有函授学生不离开他的本职工作岗位，不脱产，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为主，短期集中到函授站全天性突击性上课。

成都中医学院的函授教育在全国都是做得很好的。其总结的五落实（组织落实、师资落实、经费落实、设备落实、时间落实）办学经验在全国推广。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适应远距离教学需要，函授教育又发展了电化教学的方式，由学校电化教学中心（即信息中心的前身）将老师的讲课内容录成录音带、录像带等教学片，然后发给各个函授站进行教学。对函授站采用分阶段集中教学法，对函授生强调自学为主，面授掌握重点，期末全省统一闭卷考试的方式。在当地的医院统一时间进行考试，成绩出来后，不及格的需要补考。成人教育严格的学习考试，为全省医疗卫生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在当时，如果在没有接受函授教育之前已经当了卫生院的医生，他仍然只是一个临时医生，身份不能长久保留。因此很多人想通过接受函授教育、拿到大专文凭，成为正式的医生，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发展壮大于九十年代

基于不同的社会需求，顺应社会发展，成人教育能更大的发挥社会作用和社会培养功能。这个时期是成人教育学院发展的最辉煌的时期，发挥的作用也是最大的。1994年成人教育学院正式挂牌，由函授部和自学考试办公室合并，改名为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由学校副校长万德光兼任，李正华副教授作为常务院长主持工作。我是1997年任成教院院长，2002年任副校长，但兼任成教院院长一直到2006年。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在我担任成人教育学院的院长期间，根据社会需求的急剧增大，我们在全省18个地市建立了128个中医函授站。基本上所有的人口大县都有函授站，能够为当地系统地培养基层医生服务。我们进行了生源扩大，在已有专科基础上新增本科招生，于是就形成了成人教育有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的局面。我们在专业设置上由单一的中医学专业新增中西医结合、中药学、护理学、管理学等，这样就有了每年招收几百人到一年招收几千人的火爆时期。在培养目标上强调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在教学定位上以通用和实用为知识重点，在课程设置上以“必须、够用、少而精”的原则，加强对成教学生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临床思维能力的学习与提高。在保持不脱产函授为主的基础上新办成教脱产班。那个时候成人教育学院在如今十二桥的教学楼的六楼上课，让部分成教同学可以跟本科生一样在学校住宿学习，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同时在以成人教育学院主办脱产班的基础上，调动各学院积极性，让各学院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还要自己办班。办成教工作量是教职工奖金的一部分，学校的政策规定，在完成普通本科学生的教学任务后可以接受成人教育的教学任务，成教老师的报酬普遍比本科老师的报酬要高一些。所以各个学院都非常有积极性，纷纷开展成人教育的脱产班。比如说临床医学院、针灸学院、药学院都办了成人教育脱产班。于是就形成了成人教育既有专科学历又有本科学历的局面。总之，成人教育的扩大是随着学校本身专业学科体系的建设而扩大的。后来国家规定没有医生的经历是不能报考医学院的，于是学员们就形成了中专读卫校，取得初级学历的条件之后再来读我们的专科。比如说学生毕业后，有中专学历，就能够考成人教育的专科，再后来可以完成专升本的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学院对函授站的业务进行指导。统一出题，统一阅卷，保证质量。自己出题是根据我们本省本身的情况，把握难易程度，统一时间统一考试，统一时间统一阅卷，考试一直都是严格的。比如初期的时候，成教院的老师不够，最多的时候只有四十多个人，后来我去了以后精简到不到30个人。在统一考试的时候，抽派学校的老师到各个函授站，卷子由我们的老师带着去，每个函授站派两个老师去监考、巡考。考完以后卷子由去的老师带回来。来回坐汽车火车，中途密封，回来后统一在成人教育学院关门阅卷。程序是很严谨的，这样才能保证公平。成教院之所以生源好，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办学质量好，学校的声誉高。

上世纪90年代，国家的教育事业已经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国家的政策跟80年代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变化。80年代是急着补课，让过去有工作经历的人能够快速地系统化学习，满足社会需要。到了90年代，社会上大量人员需要提高学历，但是普通本科招生的名额是受限制的，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只有靠成人教育来补充。在这时成人教育已经不是单纯的针对在职工作人员了，已经放宽到最低高考100分以上即可。成人教育招生考试是由学校自己出题，考文化课、政治课和专业课，但是整体录取分数很低，门槛不高。因为医学行业具有特殊专业性，社会需求量大，同时省上招生有计划（招生名额是教育厅给的）。人才的培养要与地区的整个经济发展同步，学校也要求我们保证教学质量，所以我们根据省情，综合考虑招收人数，尽可能多地争取录取指标。学校在这个阶段仍然是成人教育的学生多于普通本科教育的学生。我当院长的时候，成教院在校学生一年有六千多人，最多时报考人数达到万人以上。

学校的成人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函授站在完成文化大革命的补课任务后，国家就开始缩减函授站数量，不容许各地都办函授站，这个时候函授站就逐渐地减少。我们顺应政策，过去质量不太保证的或者生源不太多的函授站就淘汰了，但是当时很多的函授站都不愿意撤销，因为函授站的作用太大了，学生们能够提高学历，改变身份，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很大。于是我们就采取合并的方式，把原来的县区一级的函授站合并到州市一级，函授站数量也减少到28个，这些都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办学质量不错。

我们原来在省外是有函授站的，后来国家不允许跨省进行函授教育，所以外省函授站全部取消。当时我们办了海南班、新疆班，专门为海南和新疆培养人才。海南的第一批德国vs日本波胆分析 的学生都是成人教育的脱产生，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实行计划招生，不能省外招收本科生。我当院长的时候研究认为需要走出去，所以就在海南招了第一批本土学生接受成人教育。现在这批学生都非常优秀，如今在海南有300多名校友，中间有一多半是成教学生。那些学生大部分都是医学世家，所以学习很努力，如今有成就的也很多，而且那些孩子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厚。虽然他们是专科三年脱产读或者后来专科升本科，但是走出了岛内，到内地来读了书。因此他们觉得在他们的成长史中，学校给了很多帮助，自豪感等各方面都要高得多。

1996年四川省中医管理局把继续教育培训中心放在成人教育学院。1998年我们还争取建立了省劳动厅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这个对于成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成人教育学院有权利开展被劳动厅认定的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培训合格后有技能职业证，相当于国家法律认可承认，社会也赞同。1999年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高等职业继续教育学院。这些都是对学校在成人教育方面的发展补充。

成人教育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在全省的医疗卫生资源比较匮乏的阶段，为基层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人才。因为接受函授教育的学生本来就在当地安了家，接受函授学习后，不会因为获得了学历、改变了身份就到大城市工作。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本科学生培养人数也不多，只愿意在成都这些大城市医院工作，也没有人愿意到基层去，所以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就靠成人教育毕业的学生。成人教育培养了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学生本身有工作经历，拥有一定的临床基础，带着问题而来，对知识渴望，天道酬勤，经过学院系统严格培养所以成才几率大。据我们调查，在21世纪初的时候，全省中医院的院长、卫生局局长、基层的卫生院的医生如果不是我们学校本科培养的，就是成人教育学院培养的。这些学员们都很认可自己是接受过成都中医学院函授教育的。基于四川是人口大省，也基于学校的重视，学校的成人教育一直在全国中医学院中属于招生最多、在校生人数最多、在社会基层服务人数最多的院校，为全省培养了近2万名的中医药和医疗卫生人才。

转型发展于当今 

随着全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成教的生源非常广泛，招生分数线水涨船高。生源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职人员数量的数量逐年减少了，高中应届生和中专生成为了主要的生源。在四川省的高校里，历来都是我们和川师大报名人数最多。大家都觉得学医是很有前途的，所以我们的生源非常广泛，每年我们报名人数都有近万人。2005年以后我们招生人数最高的一年招了六千多，当时报名的学生有上万人。这个时候招生分数线跟着水涨船高，而且生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时候虽然也有医学世家的身份来学习的，但占的比例很小了，更多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中专生。因此现在的大部分成人教育的学生都是年轻学生。

成人教育现在还担任着四川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的职责，主要是订单式的培训，针对制药企业或者中医药行业职工有目标地进行短期的脱产或者不脱产的培训。公司缺人了，可以通过成人教育学院的培训中心来进行培训。还有人才专项培养，比如说补课推广先进经验。我们在抓好学历教育的同时，也做好四川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认真履行“四川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中心的”的职责，开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医院院长班”、“药厂企业职工技能岗位培训班”等多种对企业从业人员提高的继续教育，使成人教育办学途径更为宽广。

我在成人教育学院工作的时期，学校对成人教育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学校在办好普通本科教育同时多条腿走路、发展。普通本科教育是学校的根基，得培养精英的学生出来。而成人教育则面向广大的社会，为基层培养人才。学校总的发展方针是：稳步发展本科教育，开展研究生教育，配套发展继续教育，为终身教育提供更为可行的途径。我校的成人教育一直都是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在未来也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经历与感想

我16岁多下乡当知青。当了两年半知青后，不到20岁被贫下中农推荐，在1974年被成都中医学院录取。当时学校只有两个专业：一是医学专业，二是药学专业。我学的是医学专业，也就是现在的中医学。我们当时进校的情况是医学专业招了120个学生，药学专业招了60个学生，一个年级也就只有180个学生，我们是属于文化大革命过后恢复招生的第三期工农兵学员。在我的印象中学校当时有四百多名在校生，都住在十二桥校区的学生宿舍楼，也就是现在的第一学生宿舍，我现在还记得一至四楼住男生，五楼住女生，不过当时的老教室都早已被拆除了，只有行政楼被保留下来，现在改名为国医馆。

从1974年进校后，我就没有离开过学校。在学校学习、毕业，直到后来留校、工作，退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都受到老师的关爱与栽培。当时学校很知名的创建者都给我们上过课。读书的时候，李克光、凌一揆、彭履祥、宋鹭冰、冉品珍、余仲权亲自给我们上课，还包括后来的国医大师郭子光、廖品正和刘敏如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带我们临床实习。参加工作以后，凌一揆院长亲自教育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廖品正老师教我怎么做好管理工作，我撰写的专著《实用中医药科研指南》一书还是在廖老师指点下写的；刘敏如老师从我一进校就把我当女儿一样的看待，亲自在妇科专业上指导教育我，至今还是我人生导师；赵立勋老师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个引路人，教我认真做事；郭子光老师在学术上教育指导我；万德光校长在我的整个成长的经历中都倾注了许多的精力。而且，我的入党介绍人是70年代成都中医学院的常耀五院长。

我是跟随学校的成长而成长的。在学校科技处工作，从秘书、副处长、处长，然后到成人教育学院的院长，再到2002年作为学校的副校长，后来是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一职直至退休。我在这中间还担任过四川省第11届的政协委员，这也算是我在校工作时为学校赢得的一项政治荣誉吧。在我整个成长经历中离不开学校历代领导老师对我的关心、教育和培养。

我始终坚信，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回馈母校、服务社会是不论事情大小也不分年龄阶段的。2018年退休以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承担一些社会事务。在2019年担任了四川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第六届副会长、妇女儿童专委会的主任。这是一个响应建党百年号召，积极推进红色革命老区建设的社会公益组织。兼职不兼酬，不求名利，只是为社会、老区的发展做贡献，每年在全省90多个革命老区县进行服务。在政府和社会爱心企业的捐助下，我们每年还会去革命老区的学校进行慰问工作。今年五月，我们将到朱德的故乡——仪陇，给当地红军小学带去了很多他们需要的学习、体育等物品。我们还要到巴中、达州和古蔺去慰问和帮助这些革命老区的在校儿童。专业方面我也不放松，用我所学知识回报社会，现在从事中医妇科临床门诊工作，病人反响还不错。医者仁心，过去我是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代代的后继人才，现在我是把学校传授给我的中医专业知识用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解除病人的痛苦。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充实，很愉快。当你为病人解决了病痛，看到她们康复后灿烂的笑容，体会到他们内心的喜悦，这就是作为医生最大的满足了。

作为成中医培养的学生，我的一切都是学校给我的。一点儿也不后悔当年选择了学中医，当我老了的时候，还能够用我学的知识去回报社会。我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感谢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谢组织对我的栽培，感谢给我一起工作的同仁们。作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拥有这么多的荣誉，我没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后半生的精力贡献给社会，回报给学校。

（编辑/霍文巍 赵荷）